領星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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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

領星新發Cancer Medicine:初探中國腫瘤患者免疫治療預后標志物的分布及相關性

近日,領星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的焦順昌教授以及上海長征醫院的臧遠勝教授合作撰寫的學術論文“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potential immunotherapy genomic biomarkers in 1,000 Chinese patients with cancer”已被Cancer Medicine(IF:3.202)雜志接收。

學術論文

自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領星共收集了來自全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70多家醫院共計1179個中國腫瘤患者的樣本,包括524例活檢標本和655例福爾馬林固定石蠟包埋樣本。


在對所有這些樣本進行臨床全外顯子組測序后,選取其中953例成功測序樣本的結果進行綜合分析,首次初步探索了中國腫瘤患者潛在的免疫治療基因組生物標志物(TMB、dMMR、MSI-H、PD-L1 AMP)的分布及這些標志物之間的相關性。


在該患者人群中的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953例患者的癌種分布

☆ TMB-H的發生頻率為35%,MSI-H的發生頻率為4%,dMMR的發生頻率為0.53%,PD-L1 AMP(擴增)的發生頻率為0.04%。
 ☆ 不同癌種的中位TMB不同,包括所有癌種在內的中位TMB為95。


不同癌種及細分癌種的TMB分布

在這些癌種中,肺癌和結直腸癌的中位TMB最高,分別為176和108,胃腸道間質瘤的TMB最低。此外,同一癌種的不同亞型TMB間的差異也很大,尤其是在肺癌中,肺鱗癌的中位TMB為274,肺腺癌的中位TMB為僅為74。


☆ 在肺腺癌患者中,攜帶EGFR突變的患者的TMB值顯著低于EGFR野生型的患者。


EGFR野生型及突變肺腺癌患者的TMB分布

☆ 肝癌、乳腺癌和食管癌患者中TMB- H的發生頻率比Cancer Genome Atlas data中報道的要高1-3倍。
☆ 在結直腸癌及胃癌患者中,MSI-H的發生頻率最高,分別為14%和4%。
 ☆ 胃腸道間質瘤的dMMR發生頻率較高,肝細胞癌、軟組織肉瘤、腎細胞癌的dMMR發生頻率最低。


不同癌種及細分癌種的dMMR分布

細分癌種中,其它類型肺癌的dMMR幾乎是肺腺癌/肺鱗癌的兩倍;HER2陰性乳腺癌患者的dMMR發生頻率也顯著高于HER2陽性/未知的乳腺癌患者。


☆ 在肺鱗癌及HER2陽性的乳腺癌患者中,PD-L1 AMP的發生頻率最高,分別為14.3%和8.8%。


不同癌種及細分癌種的PD-L1 AMP分布

☆ 大多數MSI-H及dMMR會同時存在TMB-H,但其他生物標志物重疊出現的情況很少。


不同癌種及細分癌種的PD-L1 AMP分布

☆ 大多數MSI-H及dMMR會同時存在TMB-H,但其他生物標志物重疊出現的情況很少。


TMB-H、MSI-H、dMMR和PD-L1 AMP的重疊分布

76.26%的TMB-H患者不同時存在其它三種生物標志物,是一種相對獨立的生物標志物。


MSI-H、MSI-L和MSS患者的TMB分布

MSI-H組、MSI-L組和MSS組的TMB中值差異顯著,分別為1945、408和90NMS /個腫瘤。約89%顯示為MSI-H狀態的中國癌癥患者被歸為TMB-H組。


pMMR和dMMR結直腸癌患者的TMB分布

在結直腸癌患者中,dMMR患者的中位TMB值顯著高于pMMR的患者(1567 vs. 106 NSM)。
 此外,在MIS-H患者中PD-L1 AMP的發生頻率為7%,dMMR患者中PD-L1 AMP的發生頻率為4%,PD-L1 AMP患者中MSI-H/dMMR的發生頻率也均低于10%。


以上研究結果表明除MSI-H及dMMR顯示與TMB-H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外,這四種生物標志物的之間的相關性均較低,提示其潛在的形成原因可能不同。因此,在進行免疫治療療效預測時,應對這四種生物標志物都進行評估。
此外,雖然這些生物標志物可以用來識別可能對免疫治療有反應的癌癥患者,但它們尚不能完美地預測免疫治療的復雜性,仍需要更廣泛的研究來探究新的生物標志物或生物標志物的組合。


該研究數據來源于領星“康新源千人行”項目。截至2016年7月5日,“康新源千人行”為所有患者完成了臨床全外顯子組測序(Clinical Whole-exome Sequencing, CWES,涵蓋臨床級別的生物信息分析和解讀),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中國最大規模的臨床全外顯子組數據庫(涵蓋全外顯子組測序、生物信息分析、結合病理的臨床解讀和隨訪更新)。


未來,領星也將繼續努力,幫助更多的中國腫瘤臨床醫生更好地治療中國的腫瘤患者,切實為患者帶去更多的幫助。